□台传媒记者 潘春燕 李寒阳 沈海珠

　　6月10日，浙江铃本机电有限公司的仓库里，货架整齐，物料分类清晰，每一笔进出都有系统记录。

　　“上线ERP系统后，订单与生产流程全程可追溯，物料精准率超过95%，一年盘活流动资金近700万元。”总经理吴晗阳算了一笔账。

　　然而在一年前，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仓库过道被滞销品堵得只剩一人侧身的空间；客户口头下单，工厂就盲目排产，最后订单落空，货品大量积压。

　　浙江铃本机电有限公司的困境，在路桥中小企业中并非孤例。

　　路桥调研团队在初步走访中发现：全区使用ERP系统的企业里，仅有部分企业能用好数字化系统，相当一部分企业的系统数据“不敢信”，还有少数企业则被数字化项目“伤透了心”。

　　一边是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浪潮，一边是中小企业“不想转、不敢转、不会转”的集体焦虑。市场化路径走不通，政府该不该出手？如果出手，又该如何做到不越位？

　　路桥的回答，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政府改革。

　　困局：企业怕转，服务难跟

　　6月10日，浙江普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这家2023年在路桥投产的电机控制器企业，起步便坚持数字化路线，但上百万元的AI应用自研成本令其在建厂初期望而却步：“不是不想做，是怕投进去看不到效果。”

　　在路桥区，像这样对数字化改造持观望态度的中小企业不在少数。路桥区经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陈灵坚介绍，走访600家企业后发现，企业普遍存在“不想转、不敢转、不会转”的三重困境：“不想转”是因为短期投入大、见效慢；“不敢转”源于服务商良莠不齐、项目烂尾率高；“不会转”则是企业缺乏人才，不知从何入手。

　　浙江起霸风机科技有限公司曾自行购买并应用数字化软件，结果数据格式混乱，采购与仓库账目长期对不上，每月经济损失数千至上万元。负责人陈启堂坦言：“盲目试错，浪费了时间和金钱，问题却没有解决。”

　　服务商与企业的沟通同样错位严重。台州启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蒋伟巍举例：一家电机企业最初提出“上一套进销存系统”，技术团队深入车间后发现，根本问题是物料名称混乱、流程脱节。企业主只觉“账不对”，却说不清症结。

　　“服务商不熟悉车间痛点，企业不理解数字化系统逻辑，项目自然推进困难。”陈灵坚分析，路桥有几十个细分行业，每家企业的工艺流程都不同，服务商难以精通，企业也很难清晰地表达需求。靠业务员跑市场，开发周期长、效率低，系统上线后一旦适配不符，双方互相指责，成为项目烂尾的核心原因。

　　外地服务商处境更难。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迪盼奇说，华为在台州没有注册子公司，本地企业接受度低，连企业大门都进不去。即便合作达成，后续需求改变如增加智能报价模块，也需要项目经理多次往返，耗时两个月。“企业等待周期过长，我们的运营成本甚至远超项目收益。”

　　“服务商不缺技术，缺的是信任通道和落地陪跑。”陈灵坚指出，要破解困局，需要一个中间角色提前摸清企业需求、建立信任、精准匹配服务商，并在项目受阻时出面协调，让服务商专心做好技术交付。

　　破题：一家“不赚钱”的国企

　　企业不敢转，服务商推不动，政府看在眼里，却不知从何下手。

　　“此前，路桥也搞过工业互联网公司，但不是纯国资，机制不顺。业务部门懂痛点，但承接的国企觉得‘不好做’，项目石沉大海。”陈灵坚说，政府想帮助企业，却找不到抓手。

　　更棘手的是中小企业基础差——很多企业连ERP都没跑顺，数据混乱、流程不规范，硬推数字化就像在沙滩上盖楼。

　　“这件事全国没有先例。都知道政府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但具体怎么干、谁来干，没有答案。”陈灵坚说。

　　困局当前，路桥决定自己蹚出一条路。

　　2023年10月，一家特殊的国有独资公司——台州市路桥数字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产公司”）悄然成立。它由该区经信局直接管理，不以盈利为首要目标。

　　“这不是要与民争利，反而是为民解忧。”陈灵坚这样定义数产公司的定位。

　　为什么需要一家国有企业来干这件事？陈灵坚分析了两大“市场失灵”：

　　第一道坎：企业“见老板难”。数字化项目的决策权在企业负责人手中，但服务商的业务人员很难触及这个层级。层层汇报、反复约访，往往几个月谈不下来。

　　第二道坎：项目“失败率高”。服务商卖完产品就走，企业买回来却用不起来。双方信息不对称、责任不清晰，烂尾项目比比皆是。

　　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政府必须补位。但补位不等于包办，路桥的创新在于：政府不做“运动员”，而是做“总包商”和“护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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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产公司的角色被清晰定义为三件事：摸需求、配对子、管全程。摸需求——深入企业一线，建立数字化档案；配对子——从90多家服务商中精准匹配最合适的方案；管全程——项目风控、进度监督、保险兜底。

　　“我们搭台，企业唱戏，服务商出力。”陈灵坚说，“政府回归到‘服务者’的本位。”

　　破冰：4800次走访，一场职能转身

　　改革最难的，不是出台文件，而是赢得信任。

　　数产公司刚成立时，6个人的团队面临的第一道坎是：企业不信任。“太难了，企业第一反应就是‘政府又来推销了’，防备心很重。”数产公司总经理徐锋回忆。

　　他们没有急着谈软件、谈产品，而是做了一件事：带着服务商，一家一家上门，进门只聊难处——“您生产上最头疼的事是什么？”“您仓库为什么乱？”“排产为什么总是延期？”“次品率最高的工序是哪一道？”

　　他们为每一家企业建立数字化档案，从基本信息到信息化水平，从业务痛点再到每次沟通的细节，一点点磨出专业和信任。

　　浙江保镖电子有限公司，一家生产电瓶车锁的企业，其MES系统项目一度陷入瘫痪：生产计划混乱、物料数据缺失、仓库账实严重不符。“系统里显示有料，实际排产却排不下去。”数产公司董事林行回忆。

　　面对这个“烫手山芋”，数产公司没有退缩，而是将其视为证明自己的“第一块试验田”。他们带着新的服务商团队扎进工厂，从梳理物料清单到规范生产流程，手把手地“开荒”。光是物料清单就改了7版，每一颗螺丝、每一根线束都核对清楚。

　　数月后，系统终于跑顺了。仓库账实相符率从不足60%提升到95%以上，生产计划达成率提高了30%。

　　这第一仗，打出了团队的信心，也让路桥的中小企业开始重新审视这支“不穿制服”的政府服务队。

　　更重要的是，它验证了一个关键命题：政府以“总包”的身份介入，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风险和门槛。

　　两年下来，数据记录了这场“职能转身”的力度：企业走访4800余次、需求摸排866次、方案回访1568次、项目监督2428次。

　　“以前觉得政府就是来检查的，没想到他们是真的来帮忙的。”浙江普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苏剑波说。这组数据的背后，是路桥区政府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深刻转身。

　　“数字化转型不是一场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需要政府陪跑的马拉松。我们搭台，企业唱戏，服务商出力，三方同频共振，产业升级才能行稳致远。”林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