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重伤员一起打埋伏

　　□本报记者  项  懿

　　教导总队的这批人员从皖南出发时，为了减轻渡江时的负担，每人只穿一套军装，没有内衣内裤换洗，满身生了疥疮和虱子。好在是夏天，他们就到池塘里洗个澡，尔后将衣服晾晒在岸上，赤着身子蹲在塘边，待衣服晒干后再回连队。

　　那时罗天冶他们吃的是红芋、黄豆、高粱，有时发一点大米。因常吃粗粮，开会上课放屁不停，常常引来哄堂大笑。当时还没有建立抗日根据地，靠筹款筹粮，筹到什么就吃什么。一次在津浦铁路附近打汉奸，队员们弄到7头奸商资助日伪军的水牛，除了送给支队机关和兄弟部队，连队留下当主食。而当时住在老百姓家里，每到一处大家都抢门板搭铺，罗天冶则从来不与他们抢，晚上靠着一张办公桌子蜷曲而睡。

　　在经过了半年的战斗生活锻炼后，经组织决定，吸收罗天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1月，支队政治部把罗天冶调到留守处任政治副指导员兼文化教员，一周后，又任命其为政治指导员兼支部书记，入党候补期也由原来的3个月改为1个月，转为正式党员。留守处机关设军需科、军械科、军械修理所、警卫排，还设有一个服务队，实际上是支队的后勤供给部。

　　服务队人员基本上是四支队团以上领导干部的家属，她们大多出身贫苦的农民家庭，有的还是裹足妇女，纯朴勤劳，经过土地革命战争的锻炼，政治觉悟很高。但她们文化水平很低，普遍有学文化的强烈愿望，所以对罗天冶的到来很是欢迎，都亲切地叫他罗教员。

　　不过在罗天冶看来，那时候她们的缺点是存在着狭隘的心理，尤其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女同志有偏见，称她们为“洋包子”，而将自己说成“土包子”。罗天冶深感做好这部分同志的思想工作，关系到部队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这对一个初次走上工作岗位的他来说，是一个新的锻炼和考验。好在有留守处主任的帮助和指导，工作也是顺利地开展着。

　　同年11月，国民党桂系一三八师分三路向津浦路抗日根据地广兴集、界牌集进攻，四支队奋起自卫反击，激战一天一夜，打退敌人进攻。此时，罗天冶已被调至四支队军医处任政治干事。军医处长阮汉清根据司令部的指示，命令他带一个连到界牌集前线打扫战场，掩埋牺牲烈士，救治伤员，他们用担架把90余名重伤员抬到皇甫山麓。四支队因伤亡较大，江北指挥部决定立即转移到津浦路东休整，留下这些伤员，由罗天冶负责，送至十余里范围内的群众家里治疗。

　　那年罗天冶19岁，虽然经过战斗部队的锻炼，但从来没有独立工作过，加之既没钱，又没粮，药品更是缺乏，因此畏艰情绪较大。阮汉清看出他的情绪，便语重心长地向他讲述了自己在3年游击战争中的艰苦岁月：经常在深山野林里遭遇敌人搜山烧山的危险，有时候一个多月吃不上饭靠采集野果充饥。阮汉清还为罗天冶给支队首长写了一封信，请求拨款给伤员们用。

　　阮汉清的一席话使罗天冶提高了勇气，于是他踏着纷飞的大雪，亲手将信送给支队政委。最后，罗天冶从江北游击纵队司令那里得到了30元钱。当罗天冶顺路去司令部侦察科长丁亚处了解敌情时，正好司令部有肉吃，好久没有闻到肉香的罗天冶饱餐了一顿。饭后，丁亚向他介绍敌情时表示，日伪军可能会出来扫荡。

　　回来后，罗天冶将这30元钱主要用于买药品，粮食先向群众借。而根据获得的军情，罗天冶他们分片包干，住户落实伤员在敌伪扫荡时的隐藏措施。1941年2月12日拂晓，皇甫山方向响起枪炮声，日军果然出来扫荡了。罗天冶他们冒着大雪分赴各安置村庄，动员群众将不能行走的重伤员抬到偏僻的田沟里，在门板上垫上棉胎，棉被上罩上油布、稻草，上面用雪伪装好，安排妇女巡回看护，送饭送水。当罗天冶安置好伤员出来时，远处一堆日本兵正向皇甫山地区进犯，他立即闪身躲进一垛断墙后的雪堆中未被发现。最终，我军粉碎了日寇扫荡企图。

　　经过3个多月的治疗，伤员大部分都能行走了。2月底，罗天冶带着这些伤员回到了津浦路东。“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四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四旅，阮汉清任卫生部长，他一见到罗天冶便说：“我以为你们会像一群叫花子，想不到还能如此整齐有精神，而且伤员没有一个损失地被带回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