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繁星点缀的夜晚，破旧的校舍，她拉着男友，躲过手电筒的一道道光，以及追逐的学生们的欢笑，这个捉迷藏游戏划过了青春与时光，时常出现在她的脑海。无论是甜蜜的爱情还是难以忘怀的师生情谊，都是那么值得回味，无论身份转变，工作轮替，这些记忆始终是动力的来源与生活的休憩。

    她是路二中校长———何丽红，身材矮小，肤色暗淡，略显憔悴和沉默，她的声音温柔而又充满关切，在她的肩上，是让路二中蜕变的课改。在这所学校，她的孩子们与众不同，因为她也与众不同。

    1993年，她从台州师专毕业，好友们相约要把她送到分配的学校，但一行人几经周折却找不到学校，最后好不容易打听到，却发现学校连校门都没有，难找是肯定的。低矮破旧的两层校舍，简陋的食堂，来自周边的农家子弟学生，伴随着凌晨凄厉的杀猪声，她的生活自此开始，这就是路二中的前身———被称为“田野学校”的马铺中学。

    “我曾经的理想职业是记者或者律师。”回忆起过往，何丽红身上干练的气息慢慢消失，“后来也的确有很多机会离开讲台，有一次甚至都已经安排好要离职去深圳了。”真正挽留住她的，是她的学生们。在星空之下，他们笑谈人生，在冬夜的食堂他们一起包饺子，情感已经超越了师生，如朋友一般，即便是简陋的生活环境也带来快乐与充实。

    这不仅改变了何丽红的人生轨迹，也坚定了她教改的决心。2007年，何丽红成为路二中的校长，在时间的荡涤之下，路二中完成了从曾经的“田野学校”向城区“窗口学校”的转变，同时转变的还有学校的教学风气和社会、家长对学校的价值评价。一所学校好不好，只要看看学生的成绩就行了，这成了普遍的认可，这也意味着一旦教改失败将会严重影响路二中的声誉。更何况作为一名老师，怎么可以拿学生当试验品？反对的声音、巨大的压力，压得何丽红喘不过气来。

    毫无疑问，她可以拒绝，安然地在校长的位置上平稳坐下去，但是学生在课业重压下的失落欢笑呢？这是他们的青春，也是所有人曾经有过的青春。在一座海边城市培训的间隙，她出来透透气，下意识地买了一个贝壳制成的鹰和一个十字架。何丽红这样解释：“似乎是意识深处的想法让我买下了这两件，鹰代表了有所作为，十字架代表了我来受难。”

    不久之后，堪称轰烈的教改在路二中全面实行，教师退下来，学生走上去，这段时间是何丽红最为忙碌的。“我整天就是转，一个课堂一个课堂地转过去，不是看教室的纪律，而是看老师有没有放权，学生有没有参与。”她以女性独特的细致审视着学校和学生，也审视着自己，她说，“我一直反对压迫式教育，从当上校长起，我就从来不谈成绩，成绩固然重要，但是育人才是教育的根本。对于老师的评价也一样，在我看来，学生对老师的满意度和老师上课的生动与否更为重要，当然学生成绩优秀自然是锦上添花了。”

    这样的教学文化对教改同样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放开了课堂，学生们的表现翻天覆地，原本的沉寂被生动替代，学生的表现欲得到了释放，老师与学生的互动更为生动，平时成绩不那么优秀的学生也能在课堂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与何丽红的脚步一致，学校和课堂同样在转，而且越转越快。这让她瞬间以为回到了过去，无所不谈而有包容多样的交锋，充满人情味的师生之情，这是发自内心的暖意。

    教改之后的两年，路二中成为路桥进步最快的学校。而对于何丽红来说，则是一年比一年更为忙碌，与对学生和老师的包容相反，对自己近乎严苛的要求，让她每天就如一架满负荷的机器般运作。她有一个账本，这个账本记的不是什么账目，而是每天必须完成的工作，少则六七件，多则20多件。“记忆力有些衰退了，更可况事情实在太多，也根本记不下来。”她笑着说，无奈中却透着干练。

    何丽红实在太忙了，即便是一个小时的采访，也不断被电话打断，有老师来签字，有学生家长来问询，忙完又回到座位，却常不记得谈到哪里。她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给了学生。回到家，坐在舒适的沙发上，温暖的三口之家，对着电视连续剧，似乎就应该放松下来，但这氛围却时常被她破坏，她看上去总是心不在焉，总是心有所思，总是走神。“真的觉得愧对家人，特别是自己的孩子，只要一安静下来，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学校的事情，这已经是一个难以改掉的习惯。”何丽红说。

    付出代价也意味着总有回报。去年，学校组织5位学生给老师们上课。讲台上，学生侃侃而谈，问的问题不但独到而且深刻，是前来听课的老师们都无法想象的。只有何丽红怀着另一种情愫，那是欣慰和欢喜，因为这是对她付出的回报，也是她收获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