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6月28日，13名青年人响应路桥上山下乡办公室动员广大青年上山下乡3年的号召，来到桐屿街道的埠头堂村。为何会选择在当时一穷二白的埠头堂村？这离不开当时村里的老书记齐仙富的努力。“齐仙富挽着裤腿，跑到动员大会上讲话，说这里有杨梅吃，有桃子吃，我们一想，埠头堂村这么好，就奔这里来了。”张友根如是说。

　　埠头堂村的村民也没有亏待路桥首批下乡知青，他们是敲锣打鼓将这批知青迎进村里的。“在那些年里，我们也学到不少东西，得到村民不少帮助。如果没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可能呆满3年就离开了，哪能一呆就是15年啊。”71岁的蔡宝毅嘘唏的，是个人命运与国家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48年后的6月28日，当年13名下乡知青中的10人，再次相聚青春流失地埠头堂村。老书记齐仙富的儿子齐晓德是如今埠头堂村的党支部书记。他替已经过世的父亲兑现了当年的承诺，让两鬓斑白的知青们吃上了最新鲜、最甜的杨梅和桃子。

　　“一个人已经走了，一个人生病了只能窝在床上，一个人怎么都联系不上了，我们还有多少这样相聚的机会？”80岁的鲍文陆是当年这批下乡知青的组长，这次活动也是他发起的。在他看来，这样的相聚是聚一次少一次。

　　张友根  当年还不满17岁

　　1964年，张友根还不满17岁，刚刚从初中学堂里走出来。当年的17岁虽不比现在，但张友根因为是“居民户口”，有“政府粮票”，加上“老妈在公司上班”，过的日子还算舒坦。或许，正因为这样，在首批下乡知青里年龄最小的他，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才适应农村的生活。

　　“第一天上工就是下田喷农药，哪有经验，过去的时候是顺风还好，回来就是逆风了，农药全洒进自己的嘴巴、眼睛里，呛得半天喘不了气。”能言善道的张友根忆起当年的情景，让记者瞬间穿越到过去，体会他“农民看着就笑，我眼泪都不敢流”的尴尬。

　　喷农药没经验，稻叶同样让张友根一提起来就心悸：“第一次将裤腿挽到膝盖这里下田，哪知道稻叶比镰刀还锋利，一刀一刀划过去，痛得没处说。”张友根想回家，那里有母亲给自己洗衣做饭，但哪里回得去，每天还得“跟农民打成一片”，赤着脚就出门做事。

　　“你知道我们一天工作几个小时吗？10个小时！赚多少钱？每天早出晚归就赚五分半的工分，相当于5毛钱。”张友根说，这5毛钱还不是每天都有的，赶上刮风下雨没活干了，这钱也就没有了，身上穿的、嘴里吃的全凭这5毛钱解决，“我们共和公社岭下大队还算好的，隔壁的新民大队一天才赚2毛钱。”

　　但他们的收入也不全在这出工挣工分，养猪也是他们收入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可以养一头猪，一年到头为了这头猪要割猪草、去河里捞‘水浮莲’，年底的时候卖给食品公司，能卖50多元钱。”这笔钱在当年也是不少的数目，他们就凭借这笔钱过年了。

　　在农村整整呆了13年，张友根才回到自己熟悉的城里。“17岁到30岁，最好的年纪吧，我不敢想，如果这段时间我都呆在城里，我后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后来，张友根接手了母亲的工作，在百货公司上班，一直干到退休。“我们这辈子什么都经历过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你们这些小辈听都没听过，等我们经历了这些青春也就没了。”健谈的张友根说到这里，声音也低沉许多。

　　蔡宝毅  只有奋进  没有遗憾

　　蔡宝毅，71岁，在农村整整呆了15年。返城那年，他39岁，去路南街道卫生院报到，开始在城里的生活。

　　“去报到的时候，我胡子很长，衣服也是破的，当时接待我的人很惊讶。”蔡宝毅的讲述是从返城开始的，“当时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自己原本被判了3年刑，后来又改成无期徒刑，不知怎么地，又减刑为15年，现在是刚出狱。”蔡宝毅一边讲述，一边装作自己都不知情的无奈样子。或许，当他讲出那句“活着就要有勇气”的时候，记者才感受到他的坚强与乐观正是生活赐予他的。

　　“在农村，我们这些下乡知青没地没房，以后会怎么样谁都不知道，连个老婆都娶不到。”蔡宝毅说，刚到农村那会儿，村里也有姑娘对他们暗送秋波，但想到自己过3年就要回到城里去，这能不能在一起谁都说不准，也就把恋爱的事搁一边了。结果，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没地没房的知青们也没了竞争力，老婆娶不到了。

　　最终，蔡宝毅娶回家的老婆也是知青，“她是1970年下乡到桐屿的，大家都是知青，也算是门当户对。”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蔡宝毅始终在传达一种叫乐观的情绪，比如，他会很开心地讲起，“你现在在的地方，就是我两个小孩的出生地”。

　　蔡宝毅是大家嘴中热捧的“文化人”，不仅因为他当了一辈子的医生，还因为他能歌善写诗。他在诗中写道：忆当年风华正茂，热血沸腾奔广阔天地，种番薯栽水稻大有作为，挑大粪摸烂田艰辛共尝。谋生计各奔东西，有务农经商有为人师表，做工从政各有千秋。再聚首弹指四十载，奔花甲近古稀风华不再，子孙绕膝各有天地。犹记得蔡宝毅在现场吟诗时犹如再回风华正茂的当年，他说：“只有奋进，没有遗憾。”

　　许正玉  蚂蝗来了

　　当众人聊到当年各种酸苦与趣事时，都怂恿许正玉跟记者聊聊蚂蝗一事。没想到，见多识广的许正玉连连后退，不愿提起，众人七嘴八舌地帮着说了一些，许正玉才肯讲这件事。

　　“当年我就是一不谙世事的姑娘，哪里知道下田插秧是怎么一回事。记得有次插秧时，腿上有个地方很疼，别人告诉我才知道是被蚂蝗咬了，当天就用破布包了包，没想到血照样流，根本止不住。第二天照样下田插秧，一个多小时后，伤口那里疼得不行，扯开破布一看，里面包着三四十条蚂蝗啊。”记者正听得入神，没想到许正玉“哇”地大叫起来。“她当年就是这么‘哇哇’大叫着，只见她在田埂上不停地跳啊跳，就想把腿上的蚂蝗都甩掉。”一旁的张友根说到，而许正玉早已是脸色大变。

　　上山下乡的生活，不是一个“苦”字就能形容的。“第一年割稻没经验，手都割破了，吭也没用。”打开话匣子，许正玉便收不住了，“割完稻谷还得挑回家，农民挑那种大箩筐，哪里是我们这种肩膀受得住的，我们就挑小箩筐，头照样缩进脖子里去。”

　　当张友根说起“腌菜剩下的汁，比什么都好吃，1毛钱的‘墨鱼乌’能下好几天的饭”时，也打开了许正玉的记忆。“记得当时我们十几个人一起烧饭的场面，一屋子的乌烟瘴气，我们像是牛郎织女在做饭，后来买来防风眼镜戴着做饭才好受点。”为此，他们为了节约做饭时间，常常是烧一顿饭吃好几顿冷饭。

　　中午是齐晓德请大家聚餐的时间，擅长越剧的许正玉放开喉咙，给大家唱了好几段。许正玉唱得好，连旁边的客人也忍不住为她鼓掌，还邀请她过去唱了几段。“过去的事也就我们这些老知青讲给自己听，现在的日子多好啊，顿顿都剩下不少菜。”许正玉的话，让我们这些没经历过苦日子的年轻后辈感慨不已。

　　周良华、於瑞梅  在劳动中建立爱情

　　“周良华，你到底什么时候和於瑞梅结的婚啊？”许正玉的一句发问引起了记者的好奇。“你提这个做什么，我们应该是在1971年结的婚。”一打听，在13人中还有唯一一对爱人在，那便是周良华和於瑞梅。

　　周良华和於瑞梅到底从何时开始恋爱的？众人一致回答没看出来，倒是周良华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每天一起下田插秧，割猪草喂猪，我们这是在劳动中建立起来的爱情！”别看周良华一把年纪了，他可在小区里带了一支篮球队，下乡那会儿就是篮球队的队长，常常赤着脚打篮球。想必，文武双全、风流倜傥的周良华早就引起了於瑞梅的注意了。

　　在人群散开的时候，於瑞梅也跟记者讲了段家里的事。她说，那是个讲家庭成分的年代，她的家庭成分是“开明士绅”，这比不过“贫下中农”。因为这点，老三届（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家里最漂亮的小妹被下放到新疆就一去不回了，听说是一只蚊子让27岁的小妹患上病毒性脑膜炎，於瑞梅再也没见到过小妹。

　　上山下乡不只是意味着知青们将自己的劳动奉献给农村，他们也将知识带到了农村。与农民不同，他们除了白天挣工分，晚上也要挣。“我们晚上要给扫盲班上两小时的课，可以挣到1分的工分，我这个17岁的老师要教30多岁的学生。”张友根说：“於瑞梅跟我们又不一样，她半天劳动半天教书，收入比我们都要高，一个月有24元。”原来，师范毕业的於瑞梅还要专门给“耕读学校”的孩子们上课，“‘耕读学校’就是专门为放牛的孩子开设的学校，他们每天拿出半天时间来读书。”就这样，於瑞梅在“跟读学校”教了整整8年的书，14年后才回到城里。

　　青春是人生中最华美的段落，而爱情则是青春里最迷人的光泽。听着周良华和於瑞梅的故事，记者觉得这是最温暖的一段，特别希望他们多透露点，无奈“撬”不开他们的嘴巴。“下乡那会儿也不是只有苦头吃，我们这般年轻人还是很有活力的。”在於瑞梅的青春记忆里，还有美好的一面，“我们住的房子前有一条水渠，月亮又大又圆的晚上，我们就坐在沟上拉二胡、吹箫、唱歌，我们组成的演出队经常去别的公社演出，名声很响的。”

　　鲍文陆  一辈子扎根农村

　　正当大家聊得正起劲时，许正玉偷偷把记者拉到一旁说：“我们这些人都没啥好写的，要写就得写写鲍老师，我们那个时候算是响应国家的号召，而鲍老师却是主动要求到农村来的。”

　　原来，现年80岁的鲍文陆正是这第一批上山下乡知青的组长。那个时候已经是一名人民教师的鲍文陆，想到农业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想到自己曾经在农校的学历，便自告奋勇支援农村建设。

　　回想起刚到农村时的情景，鲍文陆也说了一段“笑话”。下乡第一年的时候，大家还在一起搭伙，刚开始时有柴火烧，烧着烧着，就只有硬柴了，再烧着烧着，却只有桔梗了。对于用桔梗作燃料煮米饭，大家都没有经验，烧出来的米饭常常半生不熟。大家就在灶前放个闹钟，不断摸索，最后发现，等到锅里的蒸汽“突突”往上冒的时候，再烧个15分钟，煮出来的米饭才是熟的。

　　不过，眼看着第一批下乡的知青陆陆续续返城，鲍文陆却执拗地坚守自己当年的承诺，真正在农村扎下根来。鲍文陆在下乡的地方研究农业生产、推广农业技术、坚守农村教育，为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而奔走呼吁。他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率先开展了水稻品种试验，改进了早稻催芽技术，大搞绿萍养田，修筑翻水设施，防治病虫害，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益；为了拿到高产的种子，他只身翻山越岭走进临海尤溪的深山，连夜摸黑背着一大袋种子徒步赶回，结果在大山里迷了路；他与农民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夜里给农民兄弟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早上带领农民兄弟最早起来在结着薄冰的水里干活……

　　如今的鲍文陆依然住在桐屿共和卫生院的一间宿舍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要农民朋友需要他，他就继续为这里的农民服务，而鲍文陆也成为了当地村民最为敬重的人。

　　到了6月28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鲍文陆也会一一通知当年的毛头小伙子、黄毛丫头们再到他们下乡的地方聚一聚，畅聊当年的青春、理想、激情和奋斗。而每次，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在曾经的宿舍前合影留念，每每这时，鲍文陆总会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激情难抑。

　　也许，这才是他心中永恒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