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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始终相信，在文物挖掘的领域里，似乎都有一种冥冥中的注定。

　　1974年，陕西骊山脚下西杨村一年一度的打井工程开始了。这天，生产队长杨培彦和副队长杨文学，来到村子西南边柿园一角的西崖畔上。他们一会儿望望骊山的峪口，一会儿环顾周围的地形。用镢头在一块长满刺蓟的地面上，画了一个大圆圈，这是为了队上打井所确定的井口位置。第二天，以杨全义为组长的6个青壮年劳力，就在画圆圈的地点开挖了。

　　工程一开始挺顺利的，可是想不到两天之后就遇到了坚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土层；当挖到约3米左右的时候，又出现了一层厚厚的红土。在3米深的土层下面突然出现红土，这简直不可思议。农民猜测说：“这莫不是先辈手里的一个砖瓦窑吧？”

　　第5天，更奇异的景象出现了。正在抡着镢头的杨志发，忽然在靠井筒西壁的脚下，发现了一个圆口形的陶器。“啊，一个瓦罐！”他惊叫了一声。

　　杨志发自然不会意识到，这声惊叫竟然产生了一波波跨时代、跨国界的回声。兵马俑的出土让整个世界都发出了尖叫。

　　时机用这种不经意的偶然，让尘封的记忆重现人间。

　　无独有偶，2010年3月，路桥在建设中央山（灵山）公园时，文物爱好者胡为农发现并捡到不少夹砂和夹碳陶片，经文物部门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实地确认，发现该遗址文化内涵具有河姆渡文化晚期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2011年召开的灵山遗址学术研讨会上，浙江省文物局、考古所多位专家确认：路桥灵山遗址距今约5000多年，并延续到4000年前，是浙江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最靠南边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个发现也将台州市区的文明历史向前推进了1500多年。

　　根据灵山遗址发掘现场的资料显示，灵山遗址堆积的厚度约120厘米—135厘米，共分7层，其中第1、2层为近现代层，第3层约为汉至唐宋时期地层，第4层为商周时期地层，第5、6、7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地层。

　　在新石器时代文化层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木器。其中又以陶器最为丰富。陶器的器形多样，纹饰丰富，以夹砂陶、泥质灰陶为多，其次为夹炭陶和泥质褐红陶，在诸层位中的分布也比较一致。

　　目前共挖掘出一只藏窖、30多件石器以及数万件陶器碎片，这些均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物。挖掘出的石器中，有石犁、石镞、石锛、古凿等各种磨制石器，这些器物在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各种各样的作用。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在浙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工作重点一直是在杭嘉湖地区和宁绍地区，南部沿海地区的考古工作基本是个空白，但是灵山遗址的发掘，填补了这个空白。

　　灵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泥质灰陶器，其年代不早于崧泽文化，但在地缘关系上，与河姆渡文化分布区更为接近，而遗址中挖掘出的炊器又证明，灵山遗址跟福建闽江流域的昙石山文化有着一定的渊源。

　　灵山遗址中编号为H8、H16的两个灰坑无疑最吸引人眼球，坑中套有整木雕挖、厚薄均匀的木桶，这也是浙江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整木结构的木桶遗迹。

　　H8木桶的最大直径约80厘米、高约90厘米、边壁厚约2厘米；H16的木桶已经变形，但其桶底铺有一层15厘米的沙，似乎起到清沥泉水的作用。但由于两个坑的木桶底部均发现有残破的大型绳纹圈足罐，因此这两个桶不属于水器。蒋乐平教授认为，新石器时期的人已经懂得在地下挖个坑，用来储藏季节性食物。因此，不排除这两个木桶应该是一种容器。而这种厚薄均匀的木桶，则显示了当时人们高超的雕挖技术。至于这种容器具体是水井还是窖藏，目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另外，H7等灰坑内还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炭化稻米遗存。

　　省考古研究员郑云飞认为，这个发现增添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台州沿海地区农业经济生活的研究资料。它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关于新石器时代台州地区有人种植稻米的证明。它同样也是考古史上，浙江东南沿海首次出土的稻米遗存，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灵山遗址依山傍水的地形，也给这方面添加了一个有力的佐证：聪明的河姆渡人选择家园的技巧，往往是找到个不太高的小山丘来避风朝阳，而且往往是植被丰富又靠近海边的，因为这可以保证他们吃穿住行基本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