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诞生、发展、变革，对人类而言是悲剧还是喜剧？荷兰著名哲学家约斯·德·穆尔在《命运的驯化：悲剧重生于技术精神》一书中，分析了西方文明驯化人类命运的三种方式：希腊悲剧文化对命运英雄般的肯定；基督教对神圣天命的谦卑接受；现代技术社会对命运的“否弃”。该书重新解构了人类在命运面前的诸多抉择，以及源远流长的文化根源。作者倾向于认为因技术的滥用，人类对命运的驯化走上了失控之路，技术正在背离最初的宗旨，在人类有意识与无意识的摆布中，将人类社会、人们的精神世界以及自然环境推向崩溃的边缘。

　　在作者对悲剧、悲剧意识、悲剧事件的分析中，我相信悲剧确实正在因技术而重生，但重生的仅仅是悲剧，而不是有着伟大内涵、丰富意象、饱含着精神憧憬与永恒期待的古典悲剧。

　　西方古典悲剧，无疑是美的、至纯的，是没有答案也不需要答案的，它是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深切体察，意在对永恒矛盾的探索、对命运永无止境的扣问、对世俗用最艺术的方式进行的一次次叛逆。它带给人的是悲喜交集的复杂感受，是用很长的时间都难以消化的对伦理、苦难、境遇、命运深层的思考。但现代人关心、追问的是因果、结局、未来，是基于实用主义、现实主义的视角评判一切事物的武断，是用唯物质化的思维去审视纯精神化的悲剧，这样所能诞生的现代悲剧只能被浅薄化、世俗化、工具化，悲剧可以重生，人们可以恐惧、悲哀、痛苦，却并不具备古典的、悲悯的悲剧意识。

　　在书中，作者利用大量篇幅对古典悲剧进行了重温，请出了为人类偷盗火种的提坦巨神普罗米修斯，他用自己的苦难点亮了人类的智慧，但如今又要眼睁睁地看着人类不明所以地乱用火种，点燃一切。西方古典悲剧的目的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反省。作者延续古典悲剧的脉络，用宽阔的视野、深厚的学养，对古典悲剧的现代意义进行了深度解析，意图唤醒现代人的悲剧意识，进而重新审视现代技术环境下人类的未来命运，审视信仰消亡时代人的精神归宿。

　　基于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要想读懂书中所有的投射，无疑是困难的。在欧里庇得斯、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以及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家共同构筑的巨大精神王国里流浪，也无疑是凶险的。那些层叠不息一浪一浪向人涌来的意识、一个一个挑战伦理、挑战世俗、挑战常识的精神拷问，让人应接不暇，甚至陷入混乱。

　　当我们跟随作者的笔触在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中聆听人类的颂歌时，那些来自2000多年前的古老寓言，宛若重生。维护自然法则，不向王权低头的“安提戈涅”，在大地中安息，但她却又激发了后人的无数哲思。如今，人类的技术早已不仅仅是“用马的女儿耕地”、“用细密的网兜捕捉那欢快的飞鸟”，但我们却因技术的发展和滥用，不再“有办法面对一切”，技术正在失控。我们背离了“只要他尊崇大地的法则，和他发誓要主持的诸神的正义”，而是“胆大妄为”意图翻转自然规律。纵观现代社会，人们将“上帝”拉下了神坛，物竞天择中自然的使命，全部由人类创造的基因工程代为实现，人们可以人为创造物种、改良基因、反季生产，技术甚至正在努力消弥生与死的界限。人们幻想着将电子芯片与人的身体、意识相连，所有违背自然的、违背伦理的现象都将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上发生。旧的秩序不断被打破，而新的基于技术应用的社会秩序并未建立成形，而精神秩序却在土崩瓦解。

　　人类试图用技术改造命运，而当技术足够发达，我们急需做的却是利用技术修补被技术破坏的星球，这种关于技术的悖论，讽刺的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人类自身的命运和智慧。有史以来，人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和脆弱过，强大到可以翻转自然，脆弱到整个群体的命运岌岌可危。如果说人类基于个体的命运是可以被驯化的，我们能够在危险的十字路口做出理性选择，那么人类群体的命运则复杂多变，群体性选择和个体性选择都有可能将整个群体的命运抛向荒野。

　　时至今日，技术呈指数化发展变革，技术已然失控于最初的目的，而悲剧重生，却又失却了原来的古典韵味。我们并没有驯化命运，反而在不停地制造命运的悲歌。假如人类可以利用伟大的智慧修复地球创伤，重建宜居家园，但遗失的精神、信仰，还能寻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