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凯

　　【原文】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xīng）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

　　【译文】孔子谈到仲弓，说：“耕牛产下的牛犊长着红色的毛，角也长得整齐端正，虽然不想用它作祭品，但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

　　周朝时，用来祭祀的牛是要满足一定条件的，不仅要求毛是红色的，而且角也要长得周正，那些杂色的牛被认为是卑贱的，不配用来祭祀，只能用来耕地。仲弓即冉雍，在孔门弟子中以德行著称，孔子曾经给过他至高无上的评价，认为他有王者的气度。后人把他列为“孔门十哲”之一，荀子甚至还把他和孔子相提并论。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他老爸出身卑贱，而且言行多有不端，当时就有人用他老爸的一些劣迹来攻击他。孔子就把冉雍的老爸比作杂色之牛，把冉雍比作红色的小牛，告诉大家英雄不论出身，起点也决定不了终点，虽然冉雍的老爸品行不怎么样，但冉雍和他老爸完全不一样，并不是“强盗的儿子永远是强盗”，不要再去非议冉雍了。

　　可见，孔子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更看重他高尚的品德和突出的才能。孔子还在《中庸》中标明了“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的观点，明确推行道义以尊贤为要，认为事业的兴衰，关键在于人才，而选拔人才首先取决于他自身的品德修养，不能论资排辈、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要任人唯贤，选拔的人才必须德才兼备。

　　中国古代就出现过很多求贤若渴的事例，如“千金市骨”、“刘备三顾茅庐”、“萧何月下追韩信”等，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著名的《出师表》，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在北伐中原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书的表文，其中“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观点，正是对孔子用人思想的继承。孔子的这种选拔贤才的主张，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通用的。

　　唐太宗充分认识到人才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性，提出了“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以德行、学识为本”的观点，强调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他重用了敢于直言的魏征、富于谋略的房玄龄、善断大事的杜如晦等人才，实现了太平盛世，创造了“贞观之治”的宏伟大业。其中在这个优秀团队中，还有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就是马周。

　　马周（601～648年），出身于贫苦家庭，自幼父母双亡。马周天性聪颖，十分好学，熟读诗书，满腹经纶。然而他生性豪放，不拘小节，周围的人都瞧不起他。18岁那年，曾经出仕做过一名低级文职人员，后挂冠离职，来到国都长安，希望能得到有雄才大略的唐太宗的垂青，成就一番事业。后来他投靠了当时一位官职不太高的中郎将常何，在他门下做门客。一次，唐太宗要求在朝官吏每人都要写一篇关于时政得失的文章，常何是个武将，不善舞文弄墨，于是马周帮忙操刀，写的治国之策，切中时弊，深得皇帝欣赏。唐太宗深知常何不善文才，不可能写出如此精妙的文章来，常何也不冒功，向太宗推荐了马周。太宗随即命人宣马周觐见，可没想到马周架子还很大，没有和侍从一起回来见皇上。唐太宗也没有生气，一连派出了四拨使者四请马周，才把这位性格高傲的人才请到了皇宫。唐太宗和马周谈起了当时政治局势及为政之道，马周的见解令太宗大为惊叹，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马周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卓越的政治远见，他提出的以孝治天下、使用贤才、轻徭役、节俭治国、力戒奢侈等治国之策，以“百姓苦乐”为国之兴衰的权衡标准，为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奠定了基础。马周多次上疏，阐述自己的政见，批评朝政的得失，提出相应的对策，常常得到唐太宗的赞赏和采纳。唐太宗对其格外倚重，常说“我暂不见周即思之” ，可见马周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唐太宗还让马周兼任皇太子李治的老师，教李治为人之道和治国之策，对李治以后如何治理国家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后来马周患病多年，唐太宗曾“躬为调药”，派太子“问疾”。马周官至宰相，对贞观之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毛泽东曾对《马周传》多次阅读，反复圈点，并赞扬马周为人正直，具有较高的历史才识。伯乐与千里马的作用是相互的，毛泽东肯定马周的才德，实际上也就是对唐太宗善于发现和使用贤才的智慧和魄力的肯定。

　　孔子德才兼备的用人思想奠定了我国古代任人唯贤政治思想的基础，但现实生活中存在很多人才使用的不良现象，如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跑官要官、权钱交易等，让一些无才或无德之人走上了关键岗位，这是要出问题的。一个人如果有德有才，以德驭才，才能真正造福社会；否则，有才无德， 这个才越大，可能造成的危害也会越大。